忆

我迟到了五分钟。

金圣华已经坐定在文华酒店二楼ClipperLounge长廊边的位置，自从张国荣走后，为了避免伤感，我总是避开这条我跟他曾经坐下来谈心的长廊。

圣华是我婚后认识的朋友，我们的交往过程中经历了SARS的岁月和双方父母相继离世的哀伤，一路在互相扶持中走过人生的困境。她跟我是忘年之交，我们的学问也很悬殊，她早年留学法国，拿了博士学位，曾经是翻译学会会长，在中文大学执教多年，而我们竟然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她待我坐下，一派优雅婉约地跟我聊起近况，我极力地集中精神，脑子里浮现的却是国荣在这儿、在我对面跟我说的话：“青霞，不要再拍戏了，也不要打太多麻将……”不一会儿思绪飘到了淘大花园非典（SARS）传染的前夕。当时我们分别与朋友在以前的丽晶酒店喝下午茶，我三缺一想找与他同桌的陈淑芬打牌。她没空，我失望地转身离去。“青霞！”身后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叫住我，是国荣，他说：“我跟你打。”我愣了一愣，他怎么会？—那是他跟我打的最后一场麻将，记得那天他“冲”了一把很大的牌，有五十五番，之后又连放了几把炮。我们打的是小牌，输赢不大，但是我知道他性格要强，事后很过意不去。

那一刻，我脑子里有两条轨道，一条忆着过去，一条机械化地回答圣华的问题。还好她没看出来。好不容易双轨变成单轨，专注地听她问起我写作的近况。迎面走来两位穿着得体大方、有型有款的女子，一中一外，我一眼认出那位穿着墨绿呢子西装外套的中国女人。她保养得宜，面孔和十几、二十年前一样。还是一身GiorgioArmani的型格，她们隔着一桌坐在我前面，我等她坐定，起身走到她身后环抱着她。我抱住的是过去那些迷失的岁月。她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定了一定：“你系边个？”我操着一口标准广东话：“你永远估唔到我系边个？”她没有动：“再讲多一句！”我抱着她不放，轻笑说：“我再讲多一句你就估中了！”她一回身：“啊呀！青霞！谢谢你的拥抱。”

圣华喜欢听我说故事，经常我们聊完天，就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开始。我重新回到座位，这会儿才真正地回到当下，专注地跟她聊起我刚刚拥抱的往事。

认识Winnie是一九八五年，我拍《警察故事》、《刀马旦》和《梦中人》那一年。在搬进新世界公寓之前，听朋友说这间公寓住进去会不好，他们所谓的不好是搬进去的人都很孤单寂寞，我心想，这有什么不好，我老早已经孤单寂寞了。Winnie住在我的楼上，她煮得一手好上海菜，我们住在那儿的单身女子经常到她家打牙祭。还记得她家一进门右边小小的开放式厨房，正对着客厅和餐厅，我经常在厨房外欣赏她做菜的样子，只见她轻轻松松，抓盐、倒酱油、炒菜，在那个小方块里面就像在跳华尔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她本事倒真大，一个人烧菜煮饭招呼十个八个客人，一点也不费力。

有一天不开工，我赖在床上不肯起，赖到下午三点，一边摸着肚子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好饿，好饿。”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，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。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，张大嘴巴吃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群人，前呼后拥的，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，她见到我惊奇地问：“你一个人啊？”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一定觉得很可笑。《警察故事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，有一天收工早了，半夜三点，我一点睡意也没有，茫茫然，走进公寓，打开房门，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，好美啊，这就是东方之珠—香港。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，可是，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。

这样璀璨的夜景，让我感觉更是孤单。心里一阵酸楚，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，待我停住哭声，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，叔平说：“你哭啦？”我一边抽泣一边说：“我好寂寞。”叔平说：“打电话给朋友啊。”

拍《刀马旦》之前，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，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，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，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，最后到我家。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，打开冰箱，空空如也，厨房里也没有零食，她难以置信地问我：“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？”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一下子给问住了。过一会儿，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，又是一阵惊讶：“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：“天花板漏水，接水用的。”

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，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《君子好逑》到一九九四年拍《东邪西毒》，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，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，有时候一觉醒来，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。时光飞逝，蓦然回首，好像不见了十年。就在这个下午，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。

婚后这十多年，每次出门，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。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，我常指着那个方向：“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，好孤单。”“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。”她心疼地说。

送圣华回家，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，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。

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印象邓丽君

一九九四年我结婚当天，多想把手上捧着的香槟色花球抛给她，因为我认为她是最适当的人选，我想把这份喜气交到她手上，可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。

婚后不久，我和朋友在君悦酒店茶叙，接到她打来的电话，“你在哪儿啊？我想把花球抛给你的……”我一连串说了一大堆，她只在电话那头轻轻地笑，“我在清迈，我有一套红宝石的首饰送给你。”那是我和她最后的对话。

一九八零年，她在洛杉矶，我在三藩市，她开车来看我，我们到UnionSquare逛百货公司，其实两人也并不真想买东西。临出店门，她要我等一下，原来她跑去买一瓶香水送给我。我们喝了杯饮料，她晚饭都不吃就赶着开车回去。那是我们第一次相约见面，大家都不太熟悉，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但是我却被她交我这个朋友所付出的诚意深深地打动。

和她的交往不算深。她很神秘，如果她不想被打扰，你是联络不到她的。我们互相欣赏。对她欣赏的程度是—男朋友移情别恋如果对象是她，我决不介意。跟她见面的次数并不多，一九九零年到巴黎旅游，当时她住在巴黎，这段时间是我跟她相处最长的时段。因为身在巴黎，没有名气的包袱，我们都很自在地显出自己的真性情。我会约她到香榭丽舍大道喝路边咖啡，看往来的路人，享受巴黎的浪漫情怀。她也请我去法国餐厅LaTourd’Argent吃那里的招牌鸭子餐。记得那晚我和她都精心地打扮，大家穿上白天shopping回来的新衣裳，我穿的是一件闪着亮光的黑色直身EmporioArmani吊带短裙，颈上戴着一串串Chanel珠链。她穿的那件及膝小礼服，虽然是一身黑，但服装款式和布料层次分明。下摆是蕾丝打褶裙，腰系黑缎带，特点是上身黑雪纺点缀着许多同色绣花小圆点，若隐若现的。最让我惊讶的是，她信心十足地里面竟然什么都不穿，我则整晚都没敢朝她胸前正面直望。我们走进餐厅，还没坐定，就听到背后盘子刀叉当啷当啷跌落一地的声音，我想，这侍应一定为他的不小心而感到懊恼万分。她却忍不住窃笑，“你看，那小男生看到我们惊艳得碗盘都拿不稳了。”

有几次在餐厅吃饭，听到钢琴师演奏美妙的音乐，她会亲自送上一杯香槟酒，然后对他赞美几句。她对所有服务她的人都彬彬有礼，口袋里总是装满一两百法郎纸钞，随时作小费用。我看她给的次数太多，换一些五十的给她，她坚决不收。有次在车上她拿出一盒卡带（那时候还没有盘片）放给我听，里面有她重新录唱的三首成名曲，原来那段时间她在英国学声乐，她很认真地跟我解释如何运用舌头、喉咙和丹田的唱法令歌声更圆润。对于没有音乐细胞的我，虽然听不懂也分辨不出和之前的歌有什么不同，但对她追求完美和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感敬佩。有一天到她家吃午饭，车子停在大厦的地下室停车场，那里空无一人，经过几个回廊，也冷冷清清。走出电梯进入那坐落于巴黎高尚住宅区的公寓，一进门，大厅中间一张圆木桌，地上彩色拼花大理石，天花好像有盏水晶灯。那天吃的是清淡的白色炒米粉，照顾她的是一名中国女佣。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在巴黎有个小公寓，她在巴黎这所公寓比我的梦想更加完美。可是我感受到的却是孤寂。

那些日子，我们说了些什么不太记得，只记得在巴黎消磨的快乐时光。

结束了愉快的巴黎之旅，我们一同回港，在机上我问她自己孤身在外，不感到寂寞吗？她说算命的说她命中注定要离乡别井，这样对她比较好。

飞机缓缓地降落香港，我们的神经线也渐渐地开始绷紧，她提议我们分开来下机，我让她先走。第二天全香港都以大篇幅的头条，报道她回港的消息。

二零一三年来临的前夕，我在南非度假，因为睡不着，打开窗帘，窗外满天星斗，拱照着蒙上一层层薄雾的橘色月亮，诗意盎然，我想起了她，嘴里轻哼着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。她突然的离去，我怅然若失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该就这样结束了。

这些年她经常在我梦里出现，梦里的她和现实的她一样—谜一样的女人。奇妙的是，在梦里，世人都以为她去了天国，唯独我知道她还在人间。

二零一三年一月八日